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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拿什么来“唤醒”生育预期

浏览次数:123 时间:2019-11-23

激励政策、社会保障是重要的外部条件,改变消极的生育观念、积极营造有利于养育孩子的社会环境则是关键

3月8日,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,全国政协常委,民革中央常委李崴提交提案建议表示,“十三五”期间,中国人口政策应该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 育。并建议,最迟在2017年底以前全面放开生育,并且要推出各种辅助家庭养育的政策,把九年义务教育向下延伸到学龄前三年,以及加大妇幼保健投入。

平均家庭规模逐年变小,幼儿园及中小学校的入学总人数不断下跌;2017年上半年,新生儿数量创2008年来新低……据报道,为避免出现“生育断崖”,韩国政府正动员各方力量,“以背水一战的觉悟”,想方设法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。

老龄化、少子化的“威胁”

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,过去10年韩国投入了100万亿韩元进行“刺激”,不过严峻的生育形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。根据预测,2017年该国生育率有可能降至1.03,继续刷新历史低值。虽然生不生孩子对个人而言是道自由的选择题,但从政府部门的焦虑中或许可以看出,生育率长期下行,将给整个社会“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”。

习总书记在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说明中指出:当前,中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“高龄少子”特征,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,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。现 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、90后,他们的生育观念变化了,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,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,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,少生优生已成为社 会生育观念的主流。这是自1977年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近40年来,国家领导人对我国人口发展真实情况少有的详细描述。

首当其冲就是对经济环境的影响。作为典型的老龄化国家,日本在这一点上的体现尤为明显。占日本公司总数超过95%的中小企业,目前CEO平均年龄已达59.2岁,比1990年提高了5.2岁;超过60岁的CEO中,有一半找不到继任者。因为这些企业中不少都是家族企业,出生率下降,往往也就意味着家族式经营难以为继。据统计,2016年日本倒闭的两万多家中小企业,有33%是因为“缺乏继任者”。年轻人是就业的主力军,人力资源储备不够,带来人口结构的老化,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预期。

李崴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“幸福加邮社区行”系列活动现场表示,2015年是两个人口生育高峰的叠加年:一是2013年放开“单独二孩”,2014年是放开之后 的生育高峰;二是因为1991年是中国出生率最高的一年,当年出生了2800万新生儿,之后持续下降,到2000年新生儿出生率一直在1500万左右。这 年出生的小孩到2015年是24岁,正值生育高峰期。但这两个生育高峰的叠加,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却反映:2015年比2014年实际出生人口反而减少了 32万!

经济层面掀起的波澜,往往来自于公众对社会发展走向的现实判断。德国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,有46%的受调者对未来的就业前景、经济增长、气候变化以及恐怖威胁感到担忧,而这些都会影响要孩子的决定。社会各方面发展都不太景气,导致个人和家庭收入的降低,人们自然会因为担心花费过高而拒绝生育。当失望、担心的情绪长期堆积,形成颓废、悲观的自我暗示,最终就难免陷入“越怕生越不生,越不生人越少”的发展逻辑。

从80后到00后的不到一代人时间,出生人口萎缩32.8%。实际生育率平均也不到1.4。在此生育率下,每隔一代人,出 生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。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虽然目前还有19%,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的12%。照此下去,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 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,这只相当于届时世界人口的5%。我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,等到最终稳定下来,我国人口占世界 比例有可能跌破3%。李崴对此不无担忧地说。

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,让年轻人愿生、敢生,并不容易。诚如一位人口学家的分析,“一旦低生育成为社会普遍准则,那么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采用鼓励生育的政策,要扭转生育率的下降还是非常困难。”不管是从工作岗位、教育,还是从居住、医疗等领域改善民众生活,激励政策、社会保障固然是重要的外部条件,但对于不想生育的年轻人,改变消极的生育观念、积极营造有利于养育孩子的社会环境则是关键。

我国20-34岁的青年人口在2015年为3.25亿,到2030年将降至2.21 亿。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2.21亿,占总人口比例为15.5%。在未来数十年,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将净增长600万至1200 万。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生育率,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。年轻人的大幅减少和老年人的大幅增加,将严重拖累财政并削弱创新和创业的活 力。

在澳大利亚,基层社区设立服务站点,为周边居民免费提供有关生育的各项咨询。比如定期打电话问询孩子的健康状况,或者家访为新生儿检查身体、称体重等。细致、周到的公共服务,有效缓解了年轻家长的育儿焦虑。而在日本,一些企业则推出了机器婴儿。工程师利用投影技术设计出婴儿的面庞,既可以模仿婴儿的真实表情,也可以对触摸提供反馈,“生病”时甚至会“流鼻涕”,以便“家长”提前体验有孩子以后的生活情境。除此之外,各国还有提高分娩津贴、家庭税补助金,延长男性带薪假期等配套措施。当年轻人不再一提到生育就心生担忧,相信一直在低位徘徊的生育率有可能逐渐反弹。

此外,从1980年代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,到2008年高达121左右,严重偏离正常范围,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 而喻的。而问题的原因正是实行了“独生子女”的生育政策、不少的家庭“弃女逐男”的生育观所致,这种观念和现象只要还有生育数量的限制(即使全面放开二 孩)就还会存在。

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说,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。考虑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,不管是面临“量”的发展,还是“质”的提升,有未雨绸缪的政策设计,多做一些倒排工期式的应对准备,才是避免人口结构恶化、轻松托举未来的最准确姿势。

建议2017年以前全面放开生育

编辑:晓凡

李崴建议,最迟在2017年底以前全面放开生育。因为无论 是从人口规模和结构、还是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的稳定性来看,我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,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大致稳定,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 平。并在“十三五”的具体人口发展规划中提出“14岁以下人口比例由16.5%达到18%”的指标,在今后的五年计划中逐步提升。

全面二孩政策并不能改变我国出生人口的长期萎缩趋势。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,我国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,其后果是经济长期低迷、国力衰退 甚至导致中华文明式微。为此,应让普通家庭愿意生、生得起、养得起、养得好孩子。在“十三五”期间,中国人口政策应该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。

李崴还建议国家应出台配套政策以辅助家庭养育。他表示,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小孩的家庭进行财政支持,方式可以是直接补贴,比如产假延长并且国家进行补贴;或按 孩子人头抵税,比如生二孩个税减半,生三孩可以全免。这种财政支持在再分配意义上是公平的,因为一般来说,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养老支出分别占GDP的5%和 15%。因此,养育一个孩子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了个人收入5%的教育补贴,但未来则贡献了个人收入15%来支撑社会养老体系。这样,15%-5%=10%, 政府拿出GDP的10%补贴养育孩子是应该的。

另外,李崴建议将九年义务制教育向下延伸到学龄前三年。我国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。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、产能过剩,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却严重不足。

李 崴最后建议,政府应适当承担职业母亲目前生育小孩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。我国的产假是98天,远短于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,延长产假由政府买单,是维护职业母 亲权益的重要保障。此外,他还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;充分保障非婚生子、补偿失独家庭等的合法权益;立法保护人工授精、试管婴儿、代孕等技术辅 助生育。

不过,“即使2017年底能全面放开,中国的人口下降也仍然没办法避免的,但下降的压力会得到缓解”。李崴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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